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举，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运行中，充分显示了她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从纵向比较看，既优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多党竞选制造成的乱象，更优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制独霸天下所造成的民生凋敝、百业萧条。从横向比较看，她既优于两党制国家由于极端对立的政党意识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族群意识的撕裂、多党制国家由于各政党利益的纷争而造成政府的频繁更迭；同时也优于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和协商民主相伴而行，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民主权利的重要创新，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精髓的体现，显示出其特有的优势。

中国政党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民主

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不懈追求，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党领导人民逐步形成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并在党局部执政时期进行了广泛实践，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这两种民主形式的制度体现。中国政党制度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建设的实践，与协商民主的形成相辅相成，是实现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中国政党制度的突出优势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人民民主。民主的第一要义是政治制度，即一个国家的国体，她关系到什么阶级能够享受民主的本质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局部执政时期，不仅努力实现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选举民主，参加国家政权建设，同时也努力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协商民主由此发展，在三三制政权建设实践中积累了经验，为新中国建立后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政党制度的本质是充分发扬各阶层人民民主。中国每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全国人民、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共商国家大事的盛会。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中国的两会制度就是人民运用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形式行使管理国家权利的生动实践。这一实践证明，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还是民主治理最广泛、最扎实且最有效的国家。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运作方式一般为两党制和多党制，通过竞选轮流执政，这是资产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统治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把人民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满转化到对某一个政党的不满，通过政党的轮替而平息人民的怨气，从而达到稳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正如列宁所揭示的“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利用他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另一方面，通过竞选轮流执政，也是处理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因为不论哪个党上台执政都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这是“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页）但是如果有资产阶级以外的政党要掌控政权，那是决不允许的。1947年法国共产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为支持雷诺汽车工人的罢工斗争，投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按照当时法国宪法规定，议会第一大党投不信任案，政府就要辞职，而实际结果是拉玛迪埃政府非但没有辞职，反而在美国的支持下将法共挤出了政府。美国也是如此。民主党、共和党两党竞争轮流执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共产党的力量一度有所发展，但美国执政党却一直没有允许其合法发展。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共产党管制法》，其第三条规定，共产党不得享有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合法团体所应享有的任何权力、特权和豁免权。今天，美国共产党只有几千人了，且已经没有多大政治影响，但上述法律并没有取消，美国共产党一直被排除在美国政党政治的规则之外。可见，美国是不允许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党发展壮大的。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和英国推行的这个所谓‘两党制’，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产生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西方的选举声势浩大，但是民众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民众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民众投票了就是行使民主权利了，但是最后选举出的是谁与民众没有多大关系，那些核心领导层的政务官的选用与民众更没有关系了。2016年美国大选，亿万富翁特朗普当选总统，他组成的政府内阁主要成员大约有300亿美元的总财富，其中包括六位亿万富翁，财富超美国1/3家庭总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没有从政经验，他的拥有7.5亿资产的大女儿和大女婿都是其高级顾问，特朗普还为其大女婿贾里德·库什纳新设白宫“美国创新办公室”，对他委以重任，以期通过汇集商界领袖的理念和建议，以特朗普的价值标准对美国政府进行管理。这样的政府负责人员的组成能体现民意吗？民众管得了吗？这种家族式管理如果发生在中国，西方国家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人早就口诛笔伐了，但是对特朗普所作所为西方国家一概充耳不闻、装聋作哑。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中西两种不同政党制度的运作方式，哪一种能够真正实现人民意愿，哪一种更有效率，不言自明。

中国政党制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协商民主的方式达成发展目标的一致，避免了内耗和纷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我国各政党发展目标的一致是经过历史磨合的。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了充分协商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具有宪法功能的文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目标上的一致性，此后几十年风雨同舟，矢志不渝。

各政党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使得执政党在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提出的政治纲领、社会发展目标，在和各党的充分协商后很容易形成社会共识，形成社会最大公约数。社会共识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思想条件。社会共识形成后才能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形成引领国家发展、进步的驱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短短60余年的建设，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得益于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政党制度，有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性。中国古语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昭示我们，任何重大决策必须听取各方面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制度平台。这样的决策机制有效地避免了决策的盲目性，尽可能避免决策的失误，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而西方一些国家，囿于党派纷争，使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老百姓利益的事情常常议而不决，长期搁置；甚至出现凡是执政党提出的议案在野党就反对的极端情况。在一些国家，很多重大决策仅仅是一些核心人物和少数智库人物的意见。

西方的政党制度不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为争取上台执政，在金钱是政治母乳的规则之下，各党派不惜花费巨款竞选，为打垮对手各党派相互诋毁，造成社会的躁动不安，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如社会对立、决策迟缓、效率低下、执行乏力等，而这种成本和代价都由广大民众承受。各党的注意力都集中于选举而忽视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竞选靠的是钱袋子和嘴皮子，在西方国家历史上都曾出现过高水平的演讲家、低水平的执政者，那更是国家与社会的不幸了。美国2016的总统选举比马克·吐温笔下的《竞选州长》要精彩多了，这场选举彻底暴露了美国资产阶级“自由竞选”的本质，完全撕下了美国人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的假面具，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所谓美国式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完全是一个谎言。

中国政党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智慧和卓越才能

治国理政首要的问题是选拔干部。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治国的干部，不仅是中共领导干部，还包括各民主党派中的优秀人才。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9页）并强调“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6页）这就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良好合作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民主党派在管理国家政务方面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因此，在“拟定省政府名单时应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华中成立“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需网罗六省党内党外重要人物”，使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管理“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项工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第35—36页）中央政府率先垂范，在新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中，6位副主席中有3位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占了50%，在政务院81个部长级职位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36个，占44%，由此党内一部分同志对待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担任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不服气，甚至发牢骚、讲怪话，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周恩来也强调：“认为只要一个共产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是一个简单化的想法。这样做必然会使我们的耳目闭塞起来。”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都有好处。这一良好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虽然中间有过曲折，但是总体上是不断发展的。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有数千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和省、市、县级领导职务，他们和中共干部一起担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历史责任。

而西方国家的官员任用制度，由于政党的轮替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游戏规则及政党与大财团利益的考量，带有明显的“政治分肥”色彩，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的政务官不断轮换，虽然其中不乏治国良才，但是毕竟选拔官吏的视野有限，在两党制国家即使其他党派有杰出人才一般也不会被用，在多党制国家，非联合政府党派的成员一般也不会被新政府所用，浪费了大量的人才资源，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造成损失。比较之下，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就不言而喻了。

（来源：《红旗文稿》；作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基地特聘研究员；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